摘要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互联网与教育发展最先进的代表，它们在互联网与教育方面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体现出共同点：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资源内容供给和提升教师技术能力等；又分别表现出重视学习结果认证、重视产业发展、注重领导力、建立合作关系等特色，这为我国推进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互联网； 教育； 政策； 特点 

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互联网+”益民服务，“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等要求[1]。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国家互联网发展的要求。这一讲话不仅是针对整个国家的互联网发展，而且对于“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2]显然，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改革与发展教育，是当前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以当前国际上在推进互联网与教育结合上做法先进的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系统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总结它们的共同趋势以及各自特色，进而为我国推进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借鉴。 

一、代表性国家的最新政策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从工业经济转向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以及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传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将被彻底颠覆，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迫切需要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变革中的每一项都将对人类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种种因素表明，当前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新的范式来系统地变革学习方式，甚至是改变整个教育体系。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些共同挑战的同时，又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针对特定的社会背景，对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期待。 

 

（一）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关注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国家之一。1996年，美国教育部就注意到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将会对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颁布了第一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简称NETP）报告。之后，美国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四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报告（见表1），不断推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1996年的报告强调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要性，阐述技术将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学生的技能。[3]2000年的报告则关注技术在中小学中的使用与教学质量的提高。[4]2004年的报告针对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提出创新改革措施并总结成功经验。[5]2010年的报告则提出运用技术改进学习，提高大学毕业率及缩小中小学生的成绩差距。[6]2016年的报告重点阐述教与学是如何随着技术的创新使用、内容资源的公开而提高的，希望通过引导教育研究者、学区学校和高等教育领导、课堂教师、开发商、企业家与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建设，为技术支持的学习设定一个国家的愿景和计划，即通过技术改变正式与非正式学习，包括合格的教师和员工、优质的课程与资源、较强的领导、稳健的基础设施和一致的评估。[7] 

 

表1 1996—2016年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 报告名称

（二）欧盟：《联合报告》（ET 202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欧洲各国在发展上面临诸多现实的问题，包括老龄化、信息技术发展、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竞争等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创造就业机会和复苏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弥合投资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移民流动以及防止激进化和暴力等社会经济问题。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欧盟在2015年12月出台了《2015年理事会和委员会关于执行欧洲教育和培训合作战略框架（ET 2020）的联合报告——欧洲教育和培训合作的新优先事项》（简称《联合报告》）。报告提出，欧盟各国应对所有教育和培训体系进行必要的投资，以改善其在劳动力技能和能力提高方面的有效性和效率，从而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很显然，发展教育成了欧盟应对现实问题的选择之一。为此，《联合报告》提出了六大优先事项，其中与互联网和教育相关的就有两项：其一，开放与创新教育培训，充分拥抱数字时代；其二，提高证书透明度，承认技能和资格，以促进学习者和劳动力流动。[8] 

（三）澳大利亚：国家数字经济战略（NDES）

 

 

目前，澳大利亚的数字经济正以其他经济体两倍的速度增长，但是，澳大利亚在教育发展中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满足处于不利地位（土著、英语水平低、残疾和偏远地区）的学习者的教育需求问题，如何以新的方式来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 

为此，澳大利亚提出了国家数字经济战略（The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NDES），旨在实现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体的目标。在这个框架中，提出了八个数字经济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扩大在线教育，到2020年，澳大利亚的各所学校，技术与继续教育、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将能够开发创新和灵活的教育服务和资源，并开展合作，将在线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为通过传统手段无法访问课程的学习者提供设备以及在线虚拟学习的机会。[9] 

（四）韩国：“第五个信息通信技术教育总体规划”

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韩国在信息计划与教育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在亚洲，甚至在全球都是比较领先的。韩国较早地开展了基于网络的学习，其最初目的是为了通过开展更多的公共教育以减轻个人的教育负担，帮助缩小教育差距，从而减少个人的教育支出。但是，随着互联网对教育影响的日益加深，尤其是新的工业革命浪潮，韩国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上的应用又有了新的进展。 

韩国2016年的教育政策规划（2016 Education Policy Plans）提出，韩国将要面对培养创新人才、解决劳动力市场不匹配、向精英社会过渡等重要任务[10]。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与要求，韩国制定了“第五个信息通信技术教育总体规划”（5th Master Plan of ICT in Education（2014—2018））。该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共同合作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人才培养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引领创造性的教育，实现教与学的创新。 

综上所述，美国、欧盟、澳大利亚、韩国不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改善公民生活和推进社会发展，更致力于将互联网与教育深度结合，作为一种变革的思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等，进而构建数字时代下的新型教育，实现更有质量和更加公平的教育。 

二、不同政策的共同特点

以上简洁地介绍了四个国家和地区最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政策，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对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一）重视人人可获得的基础设施建设

早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发起Connect ED计划，为99%的美国国内学生设定了一个目标，即每1000名学生至少有100Mbps的互联网接入速度，2018年的目标速度将达到1000Mbps。但是，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美国约有55%的10岁以下的低收入儿童在家中缺乏互联网接入[11]。为此，美国诸如Everyone On之类的一些组织努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互联网连接方面的资助；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在2015年也启动了ConnectHome计划，旨在将高速互联网带给低收入社区，使每个人都能享有高速连接的网络，使互联网成为美国学校的载体。美国教育部发布的“NETP 2016”，提出了建成强大而全面的基础设施，为所有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随时随处提供支持，为学生在校内外提供持续的高速互联网服务。报告认为，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是支持学习体验转型的基本要素之一。[7] 

欧盟ET2020战略的核心计划之一就是“欧洲的数字进程”（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计划逐步推出高速互联网，使家庭和企业能够享有数字技术的优势，其目的是基于高速互联网提供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到2020年全部接入30 Mbps以上的网络，50%以上的欧洲家庭其网络带宽可达到100 Mbps以上。以此提升欧盟的创新能力，以及知识的在线传播、线上购物和相关服务的水平。[8] 

韩国针对信息化带来的差距可能会加剧教育差距这一情况，提出以下对策举措：（1）韩国教育部与PC制造商签订合同，为学生提供个人电脑，目前韩国通过四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已向50000名学生提供个人电脑。（2）韩国教育部、城市和省教育办公室与互联网服务企业签订了多项协议，以有效地管理互联网通信成本。（3）教育部每三年与互联网服务企业签订价格协议，2015年，与KT、LGU +、SKB、SKT继续签订了原有的协议，使受益人保持享有现有的协议条件。（4）自2011年以来，韩国教育部简化了互联网通信补贴申请程序，并且对申请学生的身份进行保护。[12] 

同样，澳大利亚也认为设备和宽带连接是教育中数字技术体现优势的关键。该国推行的“宽带教育和技能服务计划”（The Broadband-Enabled Education and Skills Services Programme），正在资助13个使用高速网络的在线和互动教育项目开展试点，使学生、教师和家长认识到通过宽带通信技术改善在线教育、培训和技能服务的机会。[13] 

总之，这些国家和地区力求从政策上保障信息技术为每个学习者带来的便利和服务，力求避免产生新的不平等而造成的差距。 

（二）推进在线教育资源的共享学习

“内容为王”业已成为当前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教育领域同样不例外，丰富而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内容是当下世界各国互联网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 

澳大利亚于2008年启动数字教育革命（DER），投入21亿美元，期望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教与学改革。国家数字学习资源网（NDLRN）得到了DER的资助，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和所有州以及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该资源网由ESA管理，目前有超过15000个数字学习资源，包括数据集、静态和动态图像、音频文件、评估项目等。在DER的资助下，NDLRN正在扩大，以进一步覆盖澳大利亚课程体系中的所有学科和一些交叉学科。[13] 

欧盟委员会在2013年9月启动了“开放教育”（Opening up Education）这一行动计划，旨在为各类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提高数字技能。同时还发布了“欧洲开放教育”（Open Education Europa）这一网站，允许学生、教育从业人员和教育机构分享免费、开放的教育资源。[14] 

韩国教育部自2015年10月起，开展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即“韩国慕课”，K-MOOC）的运营测试，目的是为普通公民提供同等的高水平受教育机会，并通过高等教育的范式转换和大规模在线课程的国际扩展来提高韩国大学的全球教育竞争力。目前参与“韩国慕课”的大学有庆熙大学、韩国大学、釜山国立大学、首尔国立大学等10所大学，并且政府还在考虑增加参与大学的数量。[12] 

目前，美国使用公开授权的教育资源为学习者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学习材料，即由政府采购资源，供教师和学生在不支付任何许可费用或请求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修改和共享这些资源。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约80亿美元购买商业性的学习资源，提供给教师和学生使用。[15]这些公开授权的材料还允许教师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知识进行再加工，以便他们可以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材料，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目前，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犹他州和华盛顿州等地区都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行动计划，帮助教师访问、学习、管理和分享这些公开授权的学习资源与材料。 

可以看到，鉴于开放教育资源在促进学习，尤其是个性化学习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互联网的免费与分享的特点，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在线教育资源免费开放的方式为教师和学生提供资源，由此激励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基于互联网开展教育与学习。 

（三）着力提升教师的技术素养与技能

随着互联网在教育中的日益普及，人们发现，教师的技术素养及能力是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这些年来，世界各国在教育信息化政策方面，都把教师作为政策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10年美国在“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报告中提出，专业教育者将获得技术支持，通过与学生、专业内容、资源和系统的连接，提高教学专业能力；同时，要开放教师合作、职业生涯长期个人学习网站等。[6]2016年的报告中再次提出，教育者通过技术支持实现人、数据、内容、资源、专业知识和学习经验的连接，在技术的帮助下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有效的教学。需要借助技术，为教师合作及扩展教室外的学习提供机会，提供可访问的教学材料、资源和工具。所以，学校需要提升教师访问互联网所需的技术，并让教师学习如何有效地使用互联网。该报告承认，教师缺乏培训仍然是最大的问题之一，而且教师还需要了解与技术相关的隐私安全问题。为此，必须为新入职的教师与在职教师提供以技术为动力的专业学习经验，提高数字化素养，使他们能够创建具有吸引力的学习活动，提高学习、教学、评估和教学实践。教师在线专业学习项目“教育者互联月”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它是美国教育部“教育者互联”项目（Connected Educators Project）的一部分，通过为期一个月的在线会议，借助网络研讨会、Twitter聊天、论坛讨论以及博客等形式，使教育者使用学习资源和学习日历来创建自己的专业发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合作。[7] 

韩国教育部通过推进各种项目，为提高和发展教师的能力提供更多机会，包括提高教师在信息使用方面的技能，开展信息通信技术研究和利用方面的相关教育，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自2007年以来，教育信息化教育研究竞赛已被推广为韩国教师能力发展的主要支持项目。从2009年开始，教师培训信息服务和智慧教育教师培训认证系统（2012—2013年）逐步应用。随着智慧教育促进战略于2011年6月建立，针对教师的智能教育和数字教科书的激励政策稳步增长。2015年，韩国教育部开展了信息通信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能力发展项目，重点是提高教师利用数字教科书的能力，并进一步推动数字教科书在学校的使用，包括开展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对教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技术支持，支持教师针对性地开展信息学习培训、ICT教育研究竞赛，并举办数字教科书使用优秀案例方面的展览。[12] 

欧盟也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促进教师的在职培训，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教学资源。例如，“教师角”（Teachers’Corner，http：//europa.eu/teachers-corner）为教师提供23种语言的欧盟教育材料，包括为中小学生设计的各种材料（网站、小册子、在线游戏、视频等）。无论教师想教学生欧盟历史还是详细地了解欧盟政策，他们都可以在资源库里找到灵感。[16] 

澳大利亚通过学校课程或专业网络，使教师有了更多提高数字技术使用技能的机会。政府推出全国免费的在线课程，专门为小学和初中教师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学习与数字技术新课程相关的基础教学技能和知识。[17]澳大利亚校长联盟（Principals Australia）、澳大利亚优秀教师教育中心（Teacher Education Centres of Excellence）和澳大利亚学校领导学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chool Leadership，AITSL）以及ICT创新基金（ICT Innovation Fund）等团体都支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数字技术水平以支持在线课程的发展。[13] 

总之，教师已经被看成是促进互联网背景下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并成为教育政策关注的中心之一。的确，离开教师的有效参与，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是非常困难的。 

三、不同政策的各自特色

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政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特定情境下势必也有差别。在运用互联网促进教育发展方面，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在具有上述三点共同之处外，同样也有它们各自的特色，也正是这些特色，体现出了互联网在教育中应用的多重可能性和多元化发展路径。 

（一）欧盟：评估和认证在线学习成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挑战与变革，基于开放共享理念的开放教育资源大规模地开展了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的实践，迅速为学习者增加了在线学习机会，特别是由高等教育机构推广的开放教育资源。 

2015年，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简称Cedefop）制定了《欧洲关于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认证的指南》。该指南认为，通过开放教育资源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应加以认证，即“对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包括通过开放教育资源）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认证”。在该指南中，开放教育资源被定义为“为教育工作者、学生和自学者免费、开放地提供用于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数字资料，包括学习内容、软件工具等，以及开放许可证等执行资源（Implementation Resources）；开放教育资源也指可以调整并不限制他人使用的累积数字资产（Accumulated DigitalAssets）”[18]。开放教育资源可能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媒体，包括各类课程、课程模块、课程大纲、讲座、家庭作业、测验、实验室和课堂活动、教学材料、游戏、模拟以及其他资源[19]。其中，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和开放课件就是开放教育资源的一种。 

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认为，在线学习成果必须与任何其他学习成果一样受到同样程度的关注和审查。鉴于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存在不可避免的波动，以及学习者对在线学习的不同适应情况，必须在各个国家、欧洲和国际层面关注对开放教育资源的评估和成果认证。为此，如何适当地记录和评估这类学习结果，以及如何结合当前的认证体系将这些学习成果纳入记录范围显得尤为重要。该中心认为开放教育资源的认证需要考虑以下问题：[18]通过开放教育资源进行的学习必须能够以学习成果的形式描述；如果开放教育资源带有某种形式的内部信用，如徽章等，那么这些必须以透明、可信的方式解释和记录；学分或徽章的标准/参考点必须能够清楚地解释；开放教育资源的质量保证必须透明地呈现；评估/测试方法必须透明。 

（二）韩国：运用法令政策促进产业发展

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20]认为，e-Learning是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和广播等电子媒体进行的所有学习活动；e-Learning是指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和卫星广播而开展教育活动的行业。早在2004年，该部就颁布了《e-Learning产业发展法》，在国家层面为系统促进e-Learning产业发展确立政策依据，为教育基础制度变革做好准备。2011年又出台《e-Learning产业发展和应用促进法》，其中第17条条款2规定：教育部长应促进教育机构对e-Learning内容的开发、扩散和利用以及教学模式的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促进e-Learning，如开展e-Learning相关的教育实践、咨询和构建e-Learning系统。同时，教育部长和机构负责人必须共同努力，改善社会弱势群体对e-Learning的可及性，促进利用效益。此外，韩国还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2011年）、《ICT促进和融合促进法》（2013年）和《云计算开发和用户保护法》（2015年）等。 

韩国每年开展e-Learning行业状况调查。调查显示，2014年韩国e-Learning供应市场金额估计为3.2141万亿韩元，与2013年的2.947万亿韩元相比增加了9.1%。e-Learning需求主要来自于正规教育机构、政府和公共机构、企业和个人，2014年的需求总额为3.1458万亿韩元，与2013年的2.8611万亿韩元相比增长了9.9%。无论是从供应还是需求角度，韩国e-Learning的市场趋势都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教育企业数量方面，2013年韩国共有1691家，比2012年增长42家，2014年企业数量保持稳定。从业务分布来看，服务业有1101家，占65.1%；内容业务389家，占23.0%；提供解决方案业务的有201家，占11.9%，各领域企业比例保持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各项法令的颁布和执行。[12] 

（三）美国：关注技术参与教育的领导力提升

美国经过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应用的20年实践，充分意识到，如果没有国家、地区和学校层面强有力的领导，技术促进教育变革、学习转型等都不会发生。因此，美国在2016的“国家教育技术规划”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提升领导力的目标，即将对基于技术的教育的理解纳入各级教育领导人的角色和责任，并制定国家、地区和地方在学习技术方面的愿景。该报告认为，充分利用技术转变学习方式，需要能够创造共同愿景的强大领导能力，让团队中所有的成员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这一愿景的实现意味着领导者所需的特定技能和能力的转变，教育领导者需要具备相关学习技术的个人经验，了解如何有效部署这些资源，以及如何利用技术改善学习。[7] 

为了帮助领导者创造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提高人员能力，以充分实现这一由技术带来的变革性学习的愿景，美国教育部与优秀教育联盟（Alliance for Excellent Education）和40多个其他组织合作，于2014年11月开展了“拥抱未来”（Future Ready）计划，目前已经有2900名负责人通过签署“承诺书”（Future Ready Pledge）表明他们致力于在各自所在地区开展教学改革，支持教师向数字学习转变，实现学生学习的愿景。[21]协作领导、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强大的基础设施和个性化的专业学习是这一计划的主要领域。 

美国教育部认为，教育领导者应就技术如何支持学习等方面制定共同愿景。领导者要征求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意见，采纳和传达由技术促进的教学、领导和学习的明确目标，创造一种相互信任和不断创新的文化。此外，领导者应通过使用适当的媒体和技术工具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并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在通过协作制定战略计划并实施愿景的同时，领导者应将技术作为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工具。领导者要具备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维，以确保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包括在其机构内部和外部建立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21] 

（四）澳大利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实现教育改革

 

 

澳大利亚教育部积极与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推进互联网教育的发展。除了与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签订政府间协议、商业外包以及与所在管辖区和学校签订合同外，公私伙伴关系（PPP）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成效显著，其在澳大利亚学校实现数字教育改革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国家数字学习资源网（NDLRN），澳大利亚教育服务部（ESA）与澳大利亚境内外的文化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商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ESA正共同开发一个免费、公共的在线教育门户网站，学习者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NBN）的高速宽带进行访问。一旦建成，该门户将通过国家数字学习资源网链接澳大利亚的各类课程。 

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昆士兰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公私伙伴关系已被用于帮助学校建设基础设施或者维护设备等方面。这一模式在能否广泛应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方面仍有待观察。 

澳大利亚也与一些全球性公司建立了教育伙伴计划：（1）微软公司与三个州政府的教育部门合作，作为该公司学习项目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2）与思科网络学院共同开展信息通信技术岗位入门培训，并进行进阶培训或教育，在澳大利亚开设了140所学院。（3）皮尔森学习工作室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领域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典型，皮尔森学习工作室通过招收学生参加一系列课程，然后使用其Learning Studio平台跟踪退出风险较大的学生，并制定干预策略，以降低流失率并提高课程完成率。 

澳大利亚教育部与格雷汉姆（柏莉）农民基金会的成功伙伴关系计划是另一个效果显著的例子。该基金会总部位于珀斯，在西澳大利亚州、北领地、南澳大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有15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涉及当地土著社区，个体、政府合作伙伴以及基金会三方共同合作，推出项目并进行合理管理，极大地改善了土著学生的教育成果。 

这样的伙伴关系在互联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伙伴关系可以形式多样，从提供重要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到课程设计和资源开发，以及支持学生学习和教师技能发展。此外，与团体或个人合作可以使学习更加具有与现实生活的相关性和真实性，这反过来可能使学习者更有动力。在各类学校、文化机构或产业间建立伙伴关系，可以使创新研究联系更加紧密，并使学习者获得专业知识。[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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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4-2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5/c1024-28303283.html. 

[3]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etting America's students ready for the 21st century： 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R].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6：1-73. 

[4]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Learning： putting a world-class education at the fingertips of all children[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0：1-73. 

[5]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oward a new golden age in american education—how the internet， the law and today’s students are revolutionizing expectations[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4：1-72. 

[6]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ransforming American education： learning powered by technology[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1-124. 

[7]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Future ready learning：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R].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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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Unesco and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Lond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iting JISC)：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EB/OL].[2016-12-12]. http：//lti.lse.ac.uk/digital- and-information-literacy/OERs.php. 

[20] The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Survey of e-Learning Industry Status in 2014-definition of e-Learning business[EB/OL].[2016-12-13].http：//english.motie.go.kr/en/pc/pressreleases/. 

[21] Future Ready Schools.Take the pledge[EB/OL].[2016-12-30].http：//futureready.org/about-the-effort/take-the-pledg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Development 

ZHU Yiming1, GU Fengjia2 

(1.National Institut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are of the most advanced representativ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education in the world. They introduce new policies continuously in these fields, which reflect common grounds: making efforts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nhance technical capacities of teachers. These policies also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utting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results accredit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leadership,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promote a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education. 

[Keywords] Internet; Education; Policy;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朱益明，男，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教师教育、高中教育、教育评价等方面研究；顾凤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转载自：《电化教育研究》2017年第8期